不要再撸了朋友们,醒醒吧!
十几天的抢救后,我捡回一条命。透析5年,换肾成功,又坏死取出。从ICU转回了移植后恢复的病房,兜兜转转却回到原点。
2012年,我大三,十一假期去平遥旅游返回学校后,总感觉身体异常疲乏,视力也变得有些模糊,去校医务室咨询了一下,医生只让我回去多休息,用热毛巾敷一敷眼睛。
几天过去了,也没见效,除了眼睑浮肿得更加厉害外,脚踝也粗大起来。
我有些担心,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挂了号,尿常规蛋白质“+++”,B超显示双肾长9CM、宽4CM,血清肌酐468,内科医生语气肯定地告诉我:“双肾已经开始萎缩,我估计慢性肾炎的可能性大,但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”
“大夫,我这病严重吗?能治好不?”那时,我还不清楚这些指标的意思。
“严重不严重,这要看怎么说了,至于能不能治好,目前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。”
医生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,但我明白,表达如此委婉,这个病怕是很难缠了——上一次听到这样的表达,还是已经去世的大舅刚被诊断出膀胱癌的时候。
我擦了擦手心的汗,裤子也已被我捏出了褶皱。我努力地控制住自己,想跟医生说声“谢谢”,可怎么也说不出来,我撑着前面的桌子站起来,医生安慰我:“看开些,平时好好注意饮食,不要劳累,规律透析,跟正常人差别不大。”
我攥着检查单,弓着身子靠在医院的走廊上,闭着眼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1
这一年,我刚21岁,大学还没毕业,没有结婚、没有工作,太多的一切,我都没有经历,为什么忽然就成了这样?我不知道。
回学校的路上,我给我爸打电话,本不想让他担心,可说着说着,就像控制不住一样,哽咽了起来,我爸说:“你别哭,得病咱就治,我马上去你学校。”
到学校,除了给女朋友发短信告诉她“我要回家一段时间”以外,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,我去教务处询问得这个病后,还能不能继续在学校读下去,值班老师也不确定,他咨询后很快回复我:“原则上可以,可同学你身体要紧,要不先休学一年?”——当然,后来休学还是被迫成了退学。
爸爸赶到学校,看着我的病例,死活也不肯相信,我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得这个病。他非要拉着我去确诊,做肾穿刺活检后,结果显示:“新月体肾炎,IGA5级,全球纤维化”。
我和我爸都不懂,可大致也知道,这不是什么好结果。最终,还是医生的话无情地击碎了我们父子俩仅存的幻想:“基本上确定是尿毒症了,先做个篓养着。”
我当时拒绝了透析,不想像个怪物一样,一辈子被机器拴住。“透析”两个字之于我,就如“蹦跳”之于年轻的史铁生一样,我不想听到任何人提起。
回到家,我固执地相信起网上搜到的那些中药药方,奶奶也给我找了很多偏方:醋泡青蛙,生吃鱼鳔,再恶心、再难以下咽的东西,我都强迫自己吃下去。急病乱投医,也完全没有好转,身体的积水越来越多,压迫着心脏,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。
三个月后,我的身体情况愈加恶化,已经到了不透析就要死的地步了。在家的最后几天,我甚至总是出现幻觉,后来才知道,就是肾脏没有工作、身体完全没有排毒的缘故。
父亲和小叔强拉着,才把我“扭送”进遵义市医院,接诊的是谭医生。爸爸问他:“能不能劝劝我家孩子,我们也不愿意让他透析,可命要紧啊。”
谭医生看了看我,什么也没说,把我拉到透析室,指着病床上正在透析的病人给我说:“这个,31岁,刚查出来肌酐就1200多,透析半年,老婆就带着孩子跟他离婚;这个,比你还小,还不到12,7岁时紫癜没注意,最后发展为尿毒症,已经在这里透析2年;那边那个,本来是急性肾炎,可以恢复,生生被中药耽误成尿毒症,你让他咋办……谁也不想得这个病,可就是得了,你说咋办?不活了啊?你还年轻,老老实实透析,以后说不定还能换肾。”
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其他尿毒症患者。
从那一天起,我在这间透析室已度过了快5个年头,从刚开始的2天1次,到半年后稳定在每周3次,我才终于慢慢接受了自己得尿毒症这个现实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一直近乎变态地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——严格忌口,水控制得也不错,透析了几年只感冒住了一回院。
2
2017年2月17日上午10点多,我正在小公寓里跟师傅学装修,突然接到谭医生的电话,问我情况怎么样,我很骄傲地回答谭医生:“我状态很好,没什么异常。”
“这边有个肾源,你要不要考虑移植,还有经济上怎么样,能不能跟得上,起码20万。”电话那头说。
这个电话真是让我又惊又喜,喜的是,这种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好事,竟然真能砸我身上,前段时间排肾源,也只是抱着重在参与的想法,根本没有什么期待;惊的是,竟然要花这么多钱。
电话里,谭医生还特意跟我说,有个病人刚移植完,状态还不错,可后来感染了,重症监护了很久,前后花了40多万,家里经济实在跟不上,家属只能被迫放弃救治。最终,还是人财两空。
谭医生应是感受到了我的犹豫,宽慰我道:“如果钱不到位的话,就等下一次,也不是没有机会,中午12点之前给我回个话。”
挂了电话,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平静了好久。谁不想做一个正常人?我决定,我要赌一把。
我打了3个电话,我爸、我弟,和小风——小风是我发小,我们初中高中一直在一起,生病后,他一直陪着我,帮了我不少忙——他们一致支持我换肾。
我家全部的积蓄算下来还不到20万,大家便开始四处凑,这个2万、那个3万的,等到了中午,勉强筹足了40万,我给谭医生回了电话,就准备收拾东西出发了。我甚至还带了睡衣——万一真就能手术了呢?
下午3点半,一行人走到汇川大道时接到谭医生的电话,我以为他催我到哪里了,忙说:“马上就到,进城了已经。”
没成想谭医生却十分抱歉地说:“对不起,捐献者家属决定临时不捐了,所以手术做不成了。”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,谭医生又说:“你都到市里了,要不要过来,我们两个交流交流?”
来都来了,去聊聊也好。在医院办公室,谭医生跟我讲了有关移植手术的各种问题以及费用,我还特意咨询了回家该怎么锻炼好身体,以便随时等待移植。
随后便打道回府,下午6点半,车行到了土坪,还有40分钟就到家了。就在车子爬坡的时候,谭医生的电话又来了:“你在哪儿?和家属沟通好了,还是决定捐献,马上来医院。”
我们都很意外,我告诉谭医生我们已经在回家的半路上,他有些遗憾,最后还是说:“尽量赶来试试吧,万一成了呢。”
于是我们再掉头往医院赶,到了已是晚上快9点了。
3
医院还是老样子,过道走廊上都塞满了病床,护士长正在电话联系她的手下,为今晚的移植手术配人手。
进去术前谈话室,我才看到和我一起作为备选的两个病友:一个满脸痘疤的小兄弟,十多位家属陪着他,听说开的是雷克萨斯,一个是走路蹒跚摇晃的老伯,快60岁了,只有一个女儿陪着。
从他们后面的交谈中才知,这两个病人的家属都是医院的医护人员。说实话,这让我有点沮丧,可能我就没什么戏了——不过看两位病友的状态,我又自我安慰起来。
简单的介绍之后,谭医生的意思是做全部检查,谁最合适,就让谁上。
胸肺、肝胆、心电、肠胃、血管、彩超,一直做到凌晨3点多,倒数第二项胃镜,因为临时让胃镜室加班,没有麻醉师,所以做不了无痛。当我和“雷克萨斯”一起到胃镜室时,老伯正在哇哇吐。胃镜确实让人反胃,老伯低血压,恰好不会担心血压过高发生危险。
我的血压是140,可能是那天劳累的原因,过高了,“雷克萨斯”比我还厉害,胃镜师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高血压做胃镜的诸多风险,大家都沉默了。过了好久,“雷克萨斯”才沮丧地问:“这个检查能不能不做?”医生坚决地否定了他的要求,胃镜师则十分不耐烦:“给你们5分钟考虑,不做,我就回去休息了。”
就在这个时候,谭医生来了,了解情况后,他说:“这个肯定是有风险的,移植手术风险更大,再说你们这个病,哪个的血压是正常的?”
5年的透析生活让我与现实生活已经隔绝得太久了,我迫切地渴望做一个正常人。
“我来!”我先站了起来。
所幸检查都顺利,凌晨5点的时候,基本上结果都出来了。
针对术前谈话的结果,谭医生做了评估:“雷克萨斯”感冒加发烧,直接否决了,家属很失望,听说他吸烟也很厉害;老伯的检查结果还可以,但有些低血糖;谭医生最后确定我为手术对象。
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手术,也是我心心念念这么多年的手术,我既紧张,又期待。
接下来就是备皮,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医生来问:“要做手术的是谁?来备皮。”我和他一起去了旁边的房间,里面有一张床,他指着床说:“平躺上去,把裤子脱下来。”见我长裤脱完,不再动作,又指挥道:“把内裤也脱了。”脱掉后,见他手里拿着一把剃须刀,我这才知道备皮是干什么的。
为了防止肛门括约肌松弛,我还做了灌肠,伴随着前胸贴后背的饥饿感,我焦急地等待着通知。
过了大概十几分钟,护士领着我们坐电梯下到手术室层,电梯异常地快,一路上也没人说话,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一会儿,一位穿手术服的护士打开门把我领了进去。
狭长的走廊里,两边都是一间接一间的手术室,像是没有尽头。走进手术室,护士让我躺在手术台上,问了我一些基本信息,然后就出去了,留我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上面。
四周一片寂静,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,眼前跟放幻灯片似的,过往的人和事,一股脑向我涌来。想起病时的无助和透析这几年受过的委屈,泪腺就跟泡在醋里一样酸胀,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4
我是被人叫醒的,一睁眼,身边已围了一大圈穿着绿色手术服戴着口罩的医生护士,我知道手术要开始了。
他们先是让我调整到睡姿体位,然后就把我的右手绑得死死的,接着往我脸上盖氧气罩,第一次吸氧,我只感觉自己要窒息了,护士应该是看出了我的紧张,非常平和地安慰我说:“放松,放松,自然地吸。”
接下来,就是往绑好的右手臂上打针插管子,一切妥当后,护士帮我解衣服扣子,裤子褪去,开始消毒。碘伏让我感觉很冷,麻醉的效果来得很快,没多久,我就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手术时间很长,听说我是第二天中午12点才出的手术室,当时迷迷糊糊感觉有人在喊我,还拍打我的脸,勉强醒来后还是不清醒,我只意识到自己被摇摇晃晃地推着走,记忆模糊,时断时续。
我依稀记得,出手术室大门的时候,家人都在门口等我,爸妈、兄弟还有女朋友看到我出来,都围了上来,手术顺利,大家都很高兴。
到了第3天,我才完全醒来,手脚被绑着,看到我十分清醒,护士对我交代了注意事项,就松了绑。护士叫我起来走走,可是我还是感觉有点痛。
腹部的导管有血水排出来,积存在引流袋里,这是好的征兆,全家人当时都很高兴——这是我透析5年后,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尿。我们买了量杯量筒,记录每天尿的出量和进量,慢慢的,尿量也越来越多。
可能是高兴得早了点,到了第10天,尿量忽然开始减少,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,医生也很紧张,开始更换服药方案,加大了“强的松”和“他克莫司”的量,冲击了4天。所有人都提心吊胆,生怕刚换的“肾宝宝”(尿毒病人对肾的爱称)再出问题。由于进出不平衡,我的身体又开始肿起来,不得不再开始透析“拉水”,每天透析一次。
好在第16天,尿量开始多了起来,慢慢地维持进出平衡。
第21天下午,我终于出院了。
5
可最终,还是出了意外。
我清楚地记得,准备移植那晚,我在医院看到走廊里加的病床上,一位家属用伞为病人遮挡住医院的强光——这位病人在肾移植后身体产生抗体,移植的肾脏坏死被取出后,左眼就一直痛,睁不开,直到现在还怕光。
出院后的第7天,我的左耳开始疼痛,扁桃体发炎肿大,很痛。由于没什么经验,当时还是抱着忍忍就过去了的想法。直到下午还是没有好转,才给谭医生打了电话,他安慰我说:“不要过度紧张,吃着激素,抵抗力低是容易感冒的。”
可到了第8天,症状还是没有好转,反而愈发严重起来,谭医生觉得情况不妙,让我赶紧住院。
住院后,化验结果很糟糕,控制不住恶化,谭医生也束手无策,建议我去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:“我老师那边技术经验设备都先进,肯定比这边有办法。”和那边沟通后,他又告诉我说,不用过去了,他的导师坐高铁过来给我看诊。
谭医生的导师到了后,立马找来机器给我做穿刺检查,检查结果很遗憾——移植肾已经坏死,没有挽回的余地了——根据我身体的情况和反应,建议立即住院,把刚移植的肾摘除。
“肾宝宝”没了。
我是出院后,有天翻到住院记录,才知道我再次住院后,进了3次ICU,被下了3回病危通知书,之前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的,唯一的印象只有:早上透析,人忽然开始难受起来,冷汗跟泉水一样不住地往外冒,感觉汗水辣眼睛,头发、衣服、裤子都湿透了,身体里面的血液跟熬干了一样,恨不得把全身的骨头都取出来,一根根擦一遍。难受到人已经恍惚了,不自觉地乱动,家人和护士把我死死按住。
医生都劝我家人放弃,说“别最后弄得人财两空”,我爸听了直接就哭了,眼睛通红地抱着我妈说:“我不能签这个字啊,我不能让儿子到地下还恨我。”
我又想起移植后在病房里,有个老太太问爸爸:“你有60几?”父亲笑了笑,没回话,可我知道父亲今年才刚过50岁,这些年,他是用自己的命陪我熬过来的。
十几天的抢救后,我捡回一条命,人清醒过来,从ICU转回了恢复病房。兜兜转转却回到原点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又听说,谭医生后来又做了两例移植手术,病人恢复得都很好,很羡慕。
我的肺部一直有感染,只能每天灌氨基酸、脂肪酸、消炎药,由于脂肪酸浓度很高,输得很慢,往往一睁眼就要开始输,时间长了,血管也硬得跟骨头一样。在病床上躺得时间太长,肌肉都萎缩了,只有头能动,手脚都像根木头一样。
谭医生总是一脸揪心地嘱咐我:“只要立马有点儿好转,就赶紧多动下,要不再这样下去,肌肉就会完全定型,真成瘫痪了。”可他这番话,我听着已经有些麻木了,自从在郑州大学附属医院听到“尿毒症”3个字后,我就知道我今后的路只能爬着走。
在医院躺了100多天,全靠爸妈整日帮我抬腿抬手,按摩热敷。到了7月中旬,我终于又出院了——虽说是出院了,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仍是摇着轮椅,沿着杭州路去医院针灸、透析。
是的,我又重新加入了透析大军。
后记
我依稀记得,2013年9月,我为期1年的休学时限将近。我不想退学,父亲也不想让我退学,可学校负责行政的老师对我说:“同学,你这病,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好的,学校当然不希望让每一个学生退学,可你在学校,出事,我们就要担责任。”父亲想跟学校签一个免责协议,那老师却说:“协议不管事,真出事,你们来闹,学校还是跑不了。”
最后,学校答应我,5年之内可以复学,如果换了肾,还可以继续来念书。
但如今,这个时限没有任何意义了。
距离肾移植已经过去1年了,有时在梦里手术的场景还会出现,我不知道那次体内移植的是谁的肾脏,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?可我还活着,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,虽然它是那么的微不足道,以至于健康的时候,我从未意识到这点。
我不知道我今后能不能结婚,会不会有自己的小孩,甚至我经常向爸妈提起“如果我走在他们之前”这样的话。我并不想死,虽然它是不可逃避的,可我真的会怕吗?会畏惧吗?
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,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:幸福并不在于幸福本身,而是在于你对它的细腻感受、永不知足。
没有病的话,我就真的能幸福快乐吗?